當2005年卡特裏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襲擊新奧爾良時，該市黑人社區首當其衝受到影響。12年後，休斯頓的黑人區受到颶風哈維（Hurricane Harvey）重創。在這兩種情況下，自然災害加劇了本已不堪重負的社區問題。

氣候變化和種族主義是21世紀最大的兩個挑戰。它們也緊密地交織在一起。誰造成了氣候變化，誰正在遭受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這兩者之間存在明顯分歧。南方世界（Global South）有色人種的碳足跡通常很低，但他們是受到氣候危機影響最大的群體。國家內部也存在類似的種族分歧，這是由長期不平等權力關係遺留下來的深刻的結構性不平等造成。

對於一些人來說，在氣候變化的討論中聽到「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可能感到不安。氣候變化通常被理解為環境問題，一個影響所有人的問題，因此不能以任何方式被理解為種族主義問題。

但種族主義有很多方面。最明顯的是人際間種族主義，這種現象相當醜陋，也很普遍。最明顯的行為包括種族主義塗鴉、在線辱罵或足球比賽中的種族主義吶喊。很多事情都不那麼明顯，是一種偏見和刻板印象。

關於種族主義的討論通常就到此為止，世界被簡單地分為「種族主義者」和「非種族主義者」。按照這種簡單化觀點，只要人們能夠安慰自己，沒有人是激進的種族主義者，那麼一切都好。但種族主義還有更深層次含義。它可以是制度性的，有色人種得到的服務或照顧水平較低。在處理制度性種族主義時，可能沒有任何具體事件或人可以被認定是一個問題。人們被對待的方式差異被埋葬在程序和系統中——有時被稱為「沒有種族主義者的種族主義」。

20世紀60年代，民權組織者查爾斯·漢密爾頓（Charles Hamilton）和誇梅·杜爾（Kwame Ture）在著作《黑人權力》（Black Power）中首次創造了「制度性種族主義」一詞。他們以住房為例。如果一個黑人家庭搬到白人社區並遭受虐待，社區會認為這是種族歧視。也許他們會感到羞恥，有些人會說出來，譴責這種行為。但如果黑人家庭無法獲得抵押貸款，或者房地產中介不向他們展示鎮上的那一部分房屋，一開始就不能搬家，那麼種族主義就會變成隱形的。這在住房部門的權力結構中是看不到的。白人社區可以向自己保證，「不，這裏沒有種族歧視」，即使黑人家庭完全知道他們受到歧視。

當種族主義以這種方式變得結構性時，就可以在沒有明顯意圖的情況下運作。可能不存在蓄意歧視行為，也不存在需要查明和指責的「種族主義者」。氣候變化就是這樣——沒有白人秘密委員會密謀將氣候災難強加給南方。不過，有色人種仍然發現自己處於劣勢，差異在統計數據中可見。

贊比亞清楚地證明了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公正。贊比亞的平均碳足跡非常低，每人每年只有0.36噸，不到英國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但該國正面臨著環境災難，包括2021年的長期乾旱，導致100多萬人需要糧食援助。

贊比亞氣候科學家繆拉科·卡比薩（Mulako Kabisa）說：「贊比亞在過去30年裏一直在經歷氣候變化和氣候多變性帶來的負面影響。最大的影響是氣溫上升和降雨量減少，導致包括乾旱和洪水在內的氣候衝擊。」

她還說，這些降雨和溫度變化導致作物歉收、牲畜死亡，並降低了該國的GDP。「特別是乾旱導致了以小農為主的農業部門遭遇生計損失，因為生產取決於是否有充足的降雨。」

雖然具體事件往往難以直接歸因於氣候變化，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已經觀察到這些對南部非洲的影響。還可能會出現更糟糕的情況。卡比薩說：「當地證據和模擬預測都表明，降雨將更加多變。生產季節將發生轉變，乾旱事件將更加頻繁。」

這些氣候崩潰的經歷通常不會成為新聞。在2021年報告最少的人道主義危機中，贊比亞位列第一。

對贊比亞氣候活動人士維羅妮卡·穆倫加（Veronica Mulenga）來說，其司法意義顯而易見。她說：「氣候危機對地球上某些地區的影響大於其他地區。歷史和當今的不公正都使黑人、土著人和有色人種社區面臨比白人社區更大的環境健康危害。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是黑人和貧困社區。在大陸，我們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在世界向低碳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落在了後面。如果不考慮那些受影響最嚴重的人，氣候解決方案就會變成氣候排斥。」

這種排斥也延伸到了國際談判中，穆倫加說她的國家已經被邊緣化了。「非洲的聲音在氣候峰會上沒有得到很好的代表，這使得氣候正義被排除在外。在第26屆締約方會議上，非洲國家缺乏疫苗和資金，使許多代表和活動人士無法參加談判，包括我自己。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長期以來將非洲人的聲音排除在環境政策之外。」

在像贊比亞這樣的國家，造成氣候變化的人和首當其衝承受氣候變化的人之間的差異，代表著反復出現的地方環境不公。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的活動人士發現了一種重覆的模式，即在黑人社區附近設置垃圾填埋場或焚化爐。對垃圾場的調查顯示，有色人種仍然經常暴露在較高水平的污染中，這增加了種族與環境損害之間的聯繫。

「毫無疑問，種族主義會影響人們暴露在環境和健康風險中的可能性，」羅伯特·布拉德（Robert Bullard）在1993年的《直面環境種族主義》（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Racism）一書中寫道。「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制度上的忽視，城市貧民區、農村『貧困地區』或經濟貧困的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有色人種社區面臨美國最嚴重的環境破壞。」

布拉德被認為是環境正義運動的創始人之一，該運動至今仍在與不平等作鬥爭。黑人社區仍然抵制在家附近建煤電廠和化工廠。例如，美國2021年的一份煤灰污染暴露地圖發現，「在全國範圍內，煤灰污染的負擔不成比例地由有色人種社區和低收入社區承擔」。醫療保健和法律費用的減少，以及反對污染者政治權力的減少，都加劇了污染風險。

當涉及到化石燃料時，環境正義就有了雙刃劍。忍受化石燃料工業污染的往往是有色人種。這些社區可能會發現該行業長期受到影響，表現為氣候變化造成的災害。美國一項關於火災風險的研究發現，「火災在不同種族和民族之間傳播不均」，與其他群體相比，以黑人、西班牙裔或印第安人為主的地區面臨的脆弱性高出50%。這背後存在多種形式的不利因素，包括用於降低火災風險的資金較少、應急服務資金不足以及私人保險費率較低。

這些問題遠遠超出了美國，也超出了種族類別。氣候變化加劇了各種形式的社會不利因素，包括階級、性別、年齡等。在印度，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是低種姓群體。在全球範圍內，土著人民和遊牧部落往往更容易受到傷害。正如穆倫加指出的那樣，「氣候正義、社會正義和種族正義都是相互關聯的」。

對於氣候正義活動家阿薩德·拉赫曼（Asad Rehman）來說，這個問題是系統性的：「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40年的氣候外交未能扭轉氣溫上升的趨勢，你必須回到過去，了解種族主義資本主義——種族是如何被編入法典，以證明剝削和征服人民的正當性。」

他說，儘管一些剝削行為可能已經過去，但不公平結構仍然存在，並延續到今天有關氣候變化的決策中。他說，「歸根結底，我們的經濟體系核心是這樣一種觀念：在追求資本積累和利潤過程中，一些人可能會被犧牲，而犧牲的絶大多數是南半球的人。因此，我們必須理解奴隸制、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資本主義之間的聯繫，它們為氣候危機創造了條件。」

人類學家傑森·希克爾（Jason Hickel）也提出了這種殖民上的聯繫。作為全球不平等研究的一部分，他研究了北方世界（美國、加拿大、歐洲、澳大利亞、新西蘭、以色列和日本）和南方世界（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對氣候變化的責任。他說：「我們的研究計算了每個國家超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安全』邊界公平份額的程度。」他說，研究結果「令人震驚」：北方排放的溫室氣體佔全球排放總量的92%，而南方只佔8%。

「北方世界國家已經有效地殖民了大氣公地。他們充實了自己，卻給世界其他地方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帶來毀滅性後果。」

北方世界的國家首先實現了工業化，化石燃料公司的能源基礎也在這裏出現。這是能源使用和資源消耗最高的地方，因此也是碳足跡最大的地方。人們開車和坐飛機，吃更多的肉類和奶製品，家裏有冰箱和燃氣鍋爐。這些國家的人口以白人為主。而碳排放最低的國家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亞和東亞，大多數人口是黑人和棕色人種。即使算上中國的巨大排放，白人對氣候的累積影響也更大。

「我們沒有分析種族，」希克爾說，「儘管不難看出種族差異在這裏起著作用。但我們的研究結果確實表明存在明顯的殖民因素。歐洲殖民列強和歐洲移民殖民地，對造成的超額排放負有不成比例的責任。與此同時，我們知道，氣候惡化對南方的影響不成比例。南半球的社區已經遭受了兩次打擊：第一次是殖民，現在是氣候崩潰。」

根據這種觀點，氣候變化造成的持續不公是基於某些人享有特權的經濟體制。幾個世紀以來，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嵌入了這種結構性的不公平，因此氣候變化讓人想起殖民主義和帝國時期的權力關係。獨立可能帶來了政治自由，但許多結構性的不公正仍然存在。財富的流動和帝國時期一樣，富裕的白人國家從其他國家榨取他們需要的東西。

所有這些權力失衡都影響了氣候談判。溫帶北部的許多地區較少受到氣候變化的直接威脅，但擁有更大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北方世界國家已經能夠首先圍繞其國家利益制定氣候政策。例如，《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同意將全球變暖控制在兩個攝氏度以內，並將1.5攝氏度設定為目標。為這額外半度支付差價的是不成比例的有色人種。這樣一來，沒有雄心壯志的目標或保護化石燃料投資將使種族不公正永久化。

聯合國主導的談判，包括最近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也未能就南半球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損失和損害達成一致。希克爾認為，這一點至關重要：「富裕國家必須賠償超額排放對其他國家造成的損害。南方世界的社會運動一直在呼籲氣候賠償，現在是領導人認真對待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拉赫曼歡迎「未來運動」所展示的交叉氣候行動，與來自發展中國家和土著社區的長期氣候正義倡導者一起行動。「我們在語言和理解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我們還沒有將其轉化為變革的政治需求。」

穆倫加還說，為了實現這一共同目標並實現轉型，「現在是時候讓受氣候危機影響最嚴重的人集中發出聲音了。通過將資源與受危機影響最嚴重的人的經驗和知識相結合，我們可以為氣候正義建立多元而強大的聯盟。」

脆弱的國家要求富裕國家承擔責任，對此回應將決定氣候變化是否成為團結或分裂人類的問題。這可能是一個有著共同目標的時刻。或者，歷史可能會將其視為種族壓迫漫長故事的下一篇章，與奴隸制、殖民主義和帝國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