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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被獵者，你必須明白狩獵者的思維、壓力以及需要 —— Jaycee Dugald
想必每個人都曾聽過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但這個念起來稍嫌拗口的病症，又是從何而來呢？近期上線的 Netflix 迷你影集《克拉克》，做為一部傳記作品，不只講述了主角 Clark Olofsson 的輝煌一生，也正好交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源起。
1973 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省，當地最大的信貸銀行發生了一起驚世搶案，首先是名為 Jan-Erik Olsson 的罪犯，由於仰慕本文主角 Clark （比爾史柯斯嘉飾演）的華麗犯罪史，攜槍隻身闖入銀行狹持四位人質，並與警方展開激烈的對峙，同時要求政府當局將正在監獄服刑的 Clark 帶往現場會合。
因應全球電視直播的壓力，面對僵持六天的局面，警方最後決定鋌而走險，直接往銀行內投遞催淚彈，藉以打破僵局。幸好，事態就如警方所預期，因應催淚彈造成的不適感，再加上心理層面的崩潰，兩名搶匪雙雙投降，整體事件也才順利落幕。
殊不知，弔詭的是，遭到狹持的人質似乎跟銀行搶匪產生一種特殊的緊密情誼，不僅視營救的警方為敵人，還持續替兩位主謀說情。甚者，在對峙的過程中，警方更發現人質與搶匪愉快地開了一場金庫派對，可說是載歌又載舞！
想當然，如此出乎意料的發展引起了大眾以及心理學者的好奇。然而，參照心理防衛機制來說，受害者愛上加害者的狀況，卻反而是一種符合人性的選擇。尤其在安全感喪失的情境下，人類的求生本能自然會被激發。除了戰鬥、逃跑之外，更會嘗試依附當下握有力量的對象（在這次事件中意味著搶匪），進而確保自己的生存機率提升。而這不侷限於本次事件：戰俘、集中營倖存者，或是亂倫受害者，皆有可能會出現相似的危機反應。
由此可知，與其說受害者愛上加害者，倒不如說社會錯把「依附」誤認成「戀情」。目前，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並非正式的精神疾病，但其所引發的關注依然為受害者帶來極大的適應問題。他們無法被人諒解，甚至還會被人責怪，即便那份愛是一種保護機制，仍有不少人相信那是受害者自己的道德淪喪。
也因此，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看似精準描述了受害者的處境，實則導致反效果，促使受害者在事件結束之後，依舊因為社會大眾的標籤，深受折磨。亦如知名倖存者 Jaycee Dugald 所言：受害者需要正面的力量，而非阻礙性的標籤。
雖然前述討論聚焦於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但在影集中，那僅佔一集的篇幅，剩餘五集則在描述 Clark 這位知名罪犯的荒唐與成長史。整體而言，影集不斷地切換視覺基調，主要可以分為：黑白片（關於童年與往日）、冷色調（關於抑鬱與犯罪），以及飽和且鮮豔的冒險（關於主角的狂妄與自我陶醉）。
換言之，作品運用色彩變化，進一步捕捉 Clark 的心理狀態。有趣的是，童年之所以會以黑白單色調來呈現，並不完全只因為那是泛黃的過去，更因為 Clark 在劇集中，不斷地抗拒討論自己的成長史，或精確來講，埋藏於童年的家暴陰霾。所以，黑白可不僅代表時間上的距離，還有心理上的距離。
到頭來，那些黑白的片段，恰恰證明 Clark 窮極一生都在否定、拒絕自己的受傷。
以此來說，為何 Clark 在影集中時常顯得非常濫情，亦有合理的原因。Clark 總是認為自己就是搖滾巨星，見一個愛一個之外，更還能毫不猶豫地說出我愛你，但許下的承諾，不過是他掩飾空虛的慣用手段。
為此，即便影集整體氛圍再浮誇、熱鬧，甚至快速，回到情節安排，刻意缺漏情感的挖掘與和解，同樣再再例證 Clark 面對創傷時，有多焦慮與恐慌。無論是被父親毆打、又或是母親被人抓入精神病院，全都加深 Clark 是被拋棄並且不被愛的自我詮釋。
綜合前述討論，可以發現《克拉克》真正想講的，其實正是蓄意沒講的內容。至於喧囂張力造成的觀影疲勞，彷彿像是劇組精心策劃的沈浸式體驗，讓觀眾得以藉此貼近主角的內心，進而明白人的自戀，背後往往隱藏著偌大的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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