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作為台灣類型電影的領路者？ — 專訪《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導演程偉豪

從 2015 年的《紅衣小女孩》開始，當時年僅 31 歲的程偉豪導演無疑開創了台灣一個全新類型電影的道路，後續更以《紅衣小女孩2》、《目擊者》、《緝魂》以及迷你影集《池塘怪談》展現他越加熟練的執導能力與嘗試各種技術突破的勇氣，今年帶來全新導演作品《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大膽結合動作、戲劇、民俗驚悚與議題性主題，題材豐富多元，但又充滿娛樂性，猶如他出道至今的集大成之作，同時也入選了 2022 金馬影展閉幕片，這一次我們特別與程偉豪導演聊聊從他過去的短片，到進入導演職位的這些年，如何改變與推動台灣影視幕前幕後的生態，搭配「威士忌領路者」格蘭菲迪，同樣以不畏未知、創新精神拓展各種領域的思維與精神，分享他勇敢領路，開拓自我，就算路途上總會面對懷疑與未知，但對於設定好的目標，不會失去信念。

「喜劇，對我來說是另一個面向的自己。」

多數觀眾對程偉豪導演較有印象的無疑是他的成名作品《紅衣小女孩》，不過在此之前，他累積的短片作品，其實都有濃濃的黑色幽默元素在其中，而喜劇，也一直都是他想要嘗試的風格，「其實，喜劇對我來說是另一個面向的自己，以前創作的短片都偏向幽默、詼諧、嘲諷，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前幾部都是驚悚、恐怖、犯罪，說真的是有一點膩了，不是說不想再拍，而是程偉豪自己的另外一塊呢？」程偉豪表示，這次《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在定錨風格走向時，喜劇就是第一要務，「喜劇是一定要的，因為真的就是一直我想要做的，而其他的部分，我們想要講的是什麼呢？一些刻板印象也好，或是一些從歧視到理解的過程也好，這可能是我們主軸，在這樣的框架下，要開展成怎樣的故事，不如就設定一個鋼鐵直男的刑警，在緝毒的過程撿到紅包，然後意外必須要跟男同志冥婚，不得不被綁定在一起，然後展開一段旅程。」

雖然風格多元，但換個角度，對於投資方與觀眾接受度上，程偉豪也坦言充滿未知與恐懼，「喜劇片跟恐怖片大家買單的點都不太一樣，怎樣才會比較好看以及呈現好笑的喜劇元素，這東西，我自己壓力也蠻大的，也在學習拿捏，那時候因為富川奇幻影展有拿獎，這件事對我來說就是第一個鼓舞，代表國際市場在看我們這個故事的概念時，就已經覺得蠻有趣了。」

再次成為金馬影展指定威士忌的格蘭菲迪，這款 23 年頂級法國葡萄酒桶單一麥芽威士忌，先在美國橡木桶與歐洲橡木桶熟成 23 年，成就其細緻的風味深度，再於稀有的頂級法國葡萄酒桶（Cuvée Cask）中過桶，淬煉出獨特的成品，讓蘇格蘭風情與法國精粹珍酩，交織出臻峰造極的罕見威士忌，如同《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一樣，擁有完美融合的精神。「風格確立之後，我要做的就是接下來把內容做紮實，例如說角色關係，人物情感，然後我自己覺得很重要，有特別跟編劇討論的，就是要有笑有淚，它在嬉鬧、插科打諢的過程中，人性可不可以同步存在？甚至偷偷帶一點議題性，但也不想太嚴肅，又要反應一些時下與當代的議題狀態。」

「我在每一次的創作都會是先想這件事：台灣的類型電影缺少什麼？」

身為一個勇於嘗試、擁抱失敗可能的領路者，程偉豪從不停留在每一次的成功經驗裡頭，更像是修煉般地探索未知，而這個未知，他總是從觀眾身上找到可能的答案，「我下意識其實是一個有點過度面向觀眾的創作者，而且我是有意識的會注意到這件事情，我很在乎觀眾的一些想法，還有我電影產生出來的那些互動，對於一般觀眾來說是什麼？你對於自己在台灣市場要做各種類型的作品時，都會有自己的想法，這個想法就是來自於，如果我是觀眾，我會想要看到怎樣的類型片？市場上越少的是不是越值得我們去開發？」從一開始的《紅衣小女孩》，犯罪電影如《目擊者》，或是在《緝魂》的時候挑戰科幻的元素，程偉豪的每一步都試著再往前一點點，恐怖片有哪些面向值得再開發？口味比較重一點的犯罪電影在當時的台灣市場是不是可以嘗試看看？科幻元素對於東方觀眾來說的接受度又是如何？《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一樣，「台灣過去其實有很多的喜劇了，有動作喜劇的相對來說就比較少，甚至是結合冥婚這類民俗的喜劇，所以我在每一次的創作都會是先想這件事，台灣的類型電影缺少什麼？」

縱然如此，程偉豪也坦言在電影上映之前，對於票房成績也會感到緊張焦慮，而他也分享了要成就類型電影，定剪之前的盲測非常重要，「這樣的盲測對於定剪來說是很關鍵的，因為我會很在意觀眾的想法，裡面有沒有哪些看不懂，或是你們一直有疑問的，畢竟創作者很容易會有盲點，然後你跟那個東西太久了，好幾年，你以為你講得超清楚，一些很大的概念都表達的很完整了，但其實沒有，你從和觀眾對談的過程你才發現，他們完全沒懂。其實我從《紅衣小女孩》第一集就開始做這類的 Focus Group，對於我而言是有嚐到甜頭的，定剪前的版本先給觀眾看，對於我之後的調整，觀眾的接受度會高很多。」

「看到車尾燈之前，你一定要先上路開車。」

不斷發揚「領路者精神」的格蘭菲迪，在各個領域上總能領先業界，率先做出勇敢嘗試；在《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中，程偉豪也大膽打造台灣「飛車戲」的新領域，「這次除了動作之外我加入了一些飛車追逐的元素，某種程度也是從《緝魂》到《池塘怪談》而來的，也許我沒有辦法像《曼達洛人》那樣用 LED 攝影棚，但如果我轉換一下方式，用布幕投影的話，我有沒有辦法做到一些東西？這次在《關於我和鬼成為家人的那件事》就可以看到很多新的挑戰，對於我來說這就是每一次每一次的升級。」而這樣的思維，也不知不覺帶動了產業的成長，「每一部電影，我其實都會設定一些技術挑戰，慢慢開始往上，然後我也相信這些工作人員在一起激盪過程中，可以帶著知識開枝散葉出去，就像《紅衣小女孩》那票幕後都參與了台灣這 7、8 年來的恐怖片，例如說剪接、音效設計，而隨著作品的量化，產業才會逐漸成長，最終百花齊放。」

身為這波台灣電影類型的領路者，程偉豪導演除了身體力行外，更點出了環境需要更多的數量來支撐起這個產業，「作為領路者角色，坦白說一開始一定會有徬徨跟緊張，但你就會知道這都是責無旁貸，你必須要去嘗試的，不然你越不做，越無法突破產業的需求，進而完成產業這件事情。每次國際影展的時候，我們常會說看不到車尾燈，但如果你不趕快上路開車的話，你連車尾燈都沒有機會看到的。所以，上路開車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就非常重要，做每一個題材我都會步步為營、小心翼翼的確認本土市場真正的需求是什麼，再去完成這個作品。」

「領路者，就是自我的挑戰與追求。」

「領路者，就是一種自我的挑戰跟追求，就是目標設定。你在世界各地也好或是各行各業都是，如果你自己願意設定一些目標，然後盡可能的在那個產業達成什麼的時候，就有機會做到一些事，那種東西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過程。」無論是導演還是監製作品，幾乎已經成為票房保證的程偉豪，在每一個對話中依舊保持謙遜以及他對知識與新領域的求知慾望，「領路者這件事，很多時候也像是誤打誤撞，你先嘗試，才有機會做到，有些成績之後，再帶著底氣跟自信一直往下，就像我剛剛說到的，《紅衣小女孩》在當時是沒有太多台灣自己突出的恐怖片，就會去想，我們要做嗎？我們能做嗎？我們能做到什麼程度？犯罪電影也是，當時其實我已經寫完《目擊者》劇本，一直很希望他是我第一部電影，但就是沒有人敢投這種電影，也是我在《紅衣》獲得一些成績，才在《目擊者》的時候要求說我可不可以選擇一些演員？他們可能不一定代表著流量或票房，但可不可以？開始有底氣，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去實踐。在這個時間的過程你就會去修正自己的一些做法或想法，最終，你就會發現身為「領路者」對你而言，是有意義的。」

然而，身為領路者，絕對也會遭逢懷疑與挫敗，不過最重要的是，你不能迷失自我，同時要保持信念，「作為一個領路者的角色時，你常常說『我要這樣做』，全劇組的人都會跟你說『怎麼可能』，我也只能保持信念，跟他們溝通我可以拆解成怎樣去執行完成，問他們覺得有沒有機會，要不要一起去試試看，領路者裡面的那種冒險精神，我算蠻有的，它可能會失敗，但你願不願意去做？這個冒險的精神其實會引領著我在每一次題材選擇與技術挑戰上有嘗試的勇氣。」

從《搞什麼鬼》、《狙擊手》再到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的《保險員之死》，程偉豪導演在短片中累積了珍貴的養分，全數回饋在他的電影長片品質當中，先是駕馭了融合台灣民俗恐怖傳說的《紅衣小女孩》，再到有著濃濃香港與南韓犯罪、警匪的《目擊者》，更在《緝魂》中參入東方少見的科幻元素，這次在《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幾乎將他的招式灌輸其中，繼續勇敢在題材、技術面上，把台灣類型帶到全新的領域，堅毅扮演著領路者的角色；猶如格蘭菲迪除了在每一個威士忌的蒸餾釀造製程中，累積獨有且難以取代的風味，不斷領路而行，更在環保領域、數位行銷推廣上打破產業的疆界，持續勇敢開拓、嘗試冒險，領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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